第0570章 孤军横江守残垒 (第1/2页)

九江的雨，下了整整一夜，到寅时末才渐渐收住。
　　
　　沈砚之站在江防司令部门前的石阶上，军靴踩过积水，发出沉闷的声响。天边泛起鱼肚白，长江江面上浮着一层薄雾，像一匹被揉皱的素绢，铺在黑沉沉的水面上。远处，南浔铁路的轨道在晨光中泛着冷铁的光泽，一直延伸到南昌方向的群山里。
　　
　　他身后站着三万人。
　　
　　没有喧哗，没有口号，只有枪刺碰着枪刺的细碎声响，和战马打响鼻的声音。这三万人，是从山海关一路带出来的骨头，是汀泗桥的血、武昌城的砖、南昌城的土一层层夯起来的。他们的军装上还别着青天白日徽，但不少人的背包带上，悄悄缝了一小块红布——那是去年国共合作时发的袖标，剪碎了藏起来的。
　　
　　孟长川快步从街角转出来，军帽上沾着水汽：“总指挥，各团都已集合完毕。第一团在龙开河桥头，第二团在庾亮南路，炮兵团在锁江楼高地，全部就位。”
　　
　　沈砚之点点头：“传令：升——”
　　
　　他顿了一下。
　　
　　往日此时，他该下令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今天，他改了主意。
　　
　　“升关山旗。”
　　
　　孟长川一愣：“关山旗？”
　　
　　“对。”沈砚之解开大氅的铜扣，露出里面的军服，“把武昌城下那面残旗找出来。就是程振邦举过的那面，弹孔还没补的那面。”
　　
　　关山旗，是沈砚之在山海关起义时用的旗帜。白底，中间一个黑色的“关”字，字上面横着一道红色闪电——那是他父亲沈北庭设计的，意思是“关山万重，一雷破晓”。民国建立后，这面旗被收进箱底，再没升过。武昌攻城时，程振邦从箱底翻出来，举着它第一个爬上云梯，旗面被机枪打穿七个洞，程振邦的左肩也被打穿一个洞。后来旗被收回来，血渍还在，弹孔还在。
　　
　　三分钟后，那面残破的关山旗被两个士兵抬到旗杆下。旗面上的七个弹孔像七只眼睛，在晨光中看着这三万人。
　　
　　沈砚之走到旗杆前，亲手将旗绳系好。他拽住绳子，一寸一寸地把旗升上去。白布在晨风中展开，那个黑色的“关”字和红色的闪电，在九江城的屋顶上方缓缓升起。
　　
　　三万人的目光跟着那面旗上升。没有人说话。但沈砚之听到，队伍里有人吸鼻子。
　　
　　“弟兄们。”沈砚之转过身，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一个角落，“昨天夜里，南京来人，给我一个九江卫戍总司令，外加两万支枪、两个月军饷。条件，是让我截断南浔路，扣押武汉来的同志。”
　　
　　他停了一下，让这句话在晨风中散开。
　　
　　“我没接。我把信烧了。”
　　
　　队伍里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握紧了枪托。
　　
　　“今天早上，武汉来了电报，要我部东征讨蒋，三天内到安庆集结。不到，以抗命论处。”
　　
　　沈砚之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我也没有照办。”
　　
　　骚动变成了嗡嗡的议论声，像一群被惊动的蜜蜂。
　　
　　“你们要问了：总指挥，我们到底听谁的？”
　　
　　他扫视着面前的三万人。这些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熟悉的是从山海关一路跟过来的老兵，脸上的风霜比他这个主官还深；陌生的是去年在湖南、江西招的新兵，眼睛里还带着乡下人的怯意和好奇。
　　
　　“我告诉你们，”沈砚之的声音像锤子砸在铁砧上，“我们谁都不听。我们听自己的。”
　　
　　他伸出手，指向长江对岸：“那边，孙传芳的残部还在，北洋第九师借了租界的枪，还在上海、南京一带布防。那边——”他指向西边的群山，“武汉的同志，昨天还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今天就要拔刀相向。那边——”他指向东边的地平线，“南京的人，正拿着银元和委任状，等着我们自相残杀。”
　　
　　“可我们是什么人？”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却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们是山海关起义的人。我们起事那天，宣统皇帝还在紫禁城里坐着。我们打的第一仗，不是为了哪个党，不是为了哪个总统，是为了关外的父老乡亲不再给洋人下跪，是为了关内的百姓不再给军阀纳粮。”
　　
　　“这些年，我们打过清军，打过北洋，打过吴佩孚，打过孙传芳。我们流的血，染红了从山海关到长江的每一寸土地。这些血，不是为哪一个人流的，是为‘中国’这两个字流的。”
　　
　　“今天，有人要我们打自己人。南京要我们打武汉，武汉要我们打南京。可我沈砚之，从山海关起事那天起，就发过誓：我的枪，只对外敌，不对同胞。”
　　
　　他拔出手枪，枪口朝上：“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谁要觉得跟着我沈砚之没出路，现在就可以走。我给路费，给路条，送到城外。但谁要是走了之后再朝自己人开一枪，我沈砚之追到天涯海角，也要亲手毙了他。”
　　
　　队伍里静得能听到长江的涛声。
　　
　　然后，第一团团长周大勇——那个在汀泗桥被炮弹掀翻过三次、每次都从泥里爬起来继续冲的汉子——向前一步，啪地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总指挥，周大勇从山海关跟您到九江，没二话。您说不打自己人，我周大勇就永远不打自己人。您要往东，我往东；您要往西，我往西。这杆关山旗在，我周大勇就在。”
　　
　　第二团、炮兵团、工兵营、卫生队……一个接一个，三万人的脚步声汇成一片，像春雷滚过九江城。
　　
　　沈砚之的眼眶热了一下。他转过身，对着关山旗，深深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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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八时，九江城收到了两份最后通牒。
　　
　　第一份来自南京，由顾同舟带回，措辞严厉：“沈砚之抗命不遵，擅离职守，着即免去本兼各职，所部由第三路军接收。限二十四小时内移交防区，违则以叛军论处。”
　　
　　第二份来自武汉，由南浔铁路特快列车送来，措辞同样不留余地：“沈部滞留赣北，阻挠东征，着即克日南下，听候改编。逾期不至，即宣布为反动军队，由西征军讨伐。”
　　
　　两份通牒并排放在沈砚之的办公桌上，像两块墓碑。
　　
　　柳先生看完，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他的手在抖：“总指挥，现在的情况是，南京的第三路军已经到了安庆，武汉的西征军到了武穴。我们被夹在中间，九江成了一块夹心饼干。”
　　
　　“饼干？”沈砚之笑了笑，“那我们就做一块咬不动的饼干。”
　　
　　他铺开地图，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画了三个圈：九江、湖口、彭泽。
　　
　　“南京从东边来，武汉从西边来。他们要打我们，就得沿长江走水路，或者走南浔铁路。九江城小，守不住三万人的大军，但我们可以把防线拉长——东边守湖口，西边守瑞昌，北边是长江，南边是大山。他们谁先动，我们就先咬谁。”
　　
　　“可是总指挥，”陶处长皱着眉说，“我们只有三万人，还要分兵守三个方向。如果两边同时压过来——”
　　
　　“那就让他们同时来。”沈砚之的铅笔点在九江城的位置上，“九江是长江咽喉。谁占了九江，谁就掐住了对方的脖子。南京要东进，必须经过九江；武汉要东征，也必须经过九江。他们现在都想吃掉我们，但他们更怕对方吃掉我们之后，九江就落到了对方手里。”
　　
　　他抬起头，目光灼灼：“所以，他们不会同时动手。他们会在九江城外互相瞪眼，比谁先沉不住气。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瞪得久一点。”
　　
　　“这叫……”柳先生推了推眼镜。
　　
　　“这叫以静制动，以夹缝求生存。”沈砚之放下铅笔，“三国时候，孙权在赤壁之前也是这么干的。曹操南下，刘备逃窜，孙权夹在中间，既不降曹，也不盲目联刘，而是等一个火攻的机会。我们今天不是孙权，但我们也可以等——等他们自己先乱。”
　　
　　孟长川进来报告：“总指挥，南京第三路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湖口以东二十里的流泗桥。带队的叫李宝璋，是孙传芳的老部下，刚投了南京。”
　　
　　“李宝璋？”沈砚之想了想，“这个人我认识。宣统元年，他在东北当标统，和我父亲打过交道。此人贪财怕死，打仗全靠部下卖命。”
　　
　　他嘴角浮起一丝冷笑：“好，那就先会会这位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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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下午，沈砚之带着一个骑兵排，来到湖口前沿。
　　
　　湖口是鄱阳湖入长江的口子，水面宽阔，两岸是连绵的丘陵。沈砚之站在石钟山上，看着江面上往来的船只，对身边的韩团长说：“韩老大，你带炮兵团在这里修三个炮位，不要暴露。等李宝璋的船一到，先打他的指挥船。”
　　
　　“打沉了怎么办？”韩团长咧嘴一笑，“那可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打沉了，就说江匪干的。”沈砚之淡淡道，“李宝璋投了南京才三个月，南京那些嫡系未必信得过他。他要是死在江里，南京顶多发个唁电，不会替他报仇。”
　　
　　“明白！”
　　
　　沈砚之又转向孟长川：“你去九江城里，找几家报纸的记者，特别是《申报》和《新闻报》的。告诉他们，我沈砚之要在九江开一个记者会，讲一讲‘为什么不打内战’。让他们把我的话原原本本登出去。”
　　
　　“总指挥，这……这会不会让南京和武汉都觉得您在唱高调？”
　　
　　“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在唱高调。”沈砚之的眼睛眯起来，“高调唱得多了，就成了真话。我要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九江城里有一个沈砚之，他既不帮南京杀武汉，也不帮武汉杀南京，他只守着九江的老百姓，不让战火殃及池鱼。”
　　
　　他下了石钟山，骑马回九江城。一路上，他看到九江的百姓正在街上摆摊卖菜，孩子们追着军车跑，老太太在城门口烧香——他们不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两股庞大的力量夹在了中间，像一颗被两只大手捏住的核桃。
　　
　　沈砚之在马上摘下军帽，朝一个卖藕粉的老太太点了点头。老太太不认识他，但看他穿将军服，连忙作揖：“长官，要不要来碗藕粉？刚冲的，热乎。”
　　
　　沈砚之接过碗，喝了一口。甜，烫，暖到胃里。
　　
　　“老太太，”他问，“你怕打仗吗？”
　　
　　老太太叹了口气：“怎么不怕？前天还有兵来借锅，说要用。我说锅是祖宗留下的，别拿走。他给了我两块袁大头，把锅拿走了。昨天又来了一个兵，说要借门板。我说门板拆了，贼就进来了。他给了我三块袁大头，把门板拆走了。”
　　
　　沈砚之沉默了。他掏出五块银元，放在老太太的藕粉担子上：“锅和门板，我会让人还给您。谁拿的，我查出来，军法从事。”
　　
　　老太太愣住了：“长官，您是……”
　　
　　孟长川在旁边低声说：“这是沈总指挥。”
　　
　　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沈将军，您可要守住九江啊。我们九江人，可经不起再打仗了。”
　　
　　沈砚之没说话，把碗里的藕粉喝完，把碗轻轻放在担子上，翻身上马。
　　
　　“老太太，我沈砚之要是守不住九江，就对不起您这碗藕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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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七，南京第三路军先头部队在李宝璋率领下，进抵湖口以东的流泗桥。
　　
　　李宝璋是个矮胖子，圆脸，小眼睛，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原是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里的一个师长，孙传芳兵败后，他见风使舵，投了南京。南京给他一个“暂编第七师师长”的头衔，让他打头阵攻九江。
　　
　　李宝璋心里明白，这是南京在借刀杀人——让他这个降将去啃沈砚之这块硬骨头，啃赢了，南京坐收渔利；啃输了，正好除掉一个异己。
　　
　　但他不能不来。不来，南京立刻就会收拾他。
　　
　　流泗桥是个小镇，只有几十户人家。李宝璋的部队一到，就把镇子占了，老百姓的鸡鸭被抢了个精光。李宝璋坐在镇公所里，一边啃烧鸡，一边听参谋汇报。
　　
　　“师长，前面就是湖口了。沈砚之的部队在石钟山一带布了防，但人数不多，最多一个团。”
　　
　　“一个团？”李宝璋冷笑，“沈砚之有三万人，怎么会只放一个团在湖口？这里面有鬼。”
　　
　　“师长英明。不过，我们的侦察兵发现，沈砚之的炮兵阵地修得很隐蔽，但位置已经摸清了。只要我们的舰炮一轰，他的炮兵就完了。”
　　
　　李宝璋点点头：“传令：明天一早，用小火轮拖着炮艇，沿长江西进，炮击石钟山。步兵从陆路包抄，前后夹击，一举拿下湖口。”
　　
　　参谋领命而去。
　　
　　李宝璋又啃了一口烧鸡，油顺着下巴往下淌。他忽然想起一个人——三年前在南京，他见过沈砚之。那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沈砚之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服，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散会后，李宝璋主动和他打招呼，沈砚之只说了四个字：“保境安民。”当时李宝璋觉得这个人迂腐，现在想想，那四个字里，藏着一股子让人胆寒的定力。
　　
　　“师长！”一个副官慌慌张张跑进来，“不好了！我们的炮艇……炮艇不见了！”
　　
　　“什么？！”李宝璋猛地站起来，烧鸡掉在地上，“怎么回事？”
　　
　　“停在大渡口的六艘炮艇，一夜之间，全不见了！锚链被割断，缆绳被解开，连看守的哨兵都不见了！”
　　
　　李宝璋的脸白了。他冲出镇公所，跑到江边。大渡口的码头空空荡荡，只有几根断了的缆绳在江风里晃荡。
　　
　　“查！给我查！”他歇斯底里地吼道，“是不是沈砚之的人干的？”
　　
　　副官吞吞吐吐：“师长，我们抓到一个渔民，他说……说是昨晚半夜，有一队人马从上游划着小船过来，没点灯，没出声，把炮艇一艘一艘拖走了。渔民说，那些人划船的姿势，像是在冰上走路——”
　　
　　“冰上走路？”李宝璋愣了一下，忽然想起一个传说：沈砚之的家乡在山海关，他的兵冬天在冰上训练，能在冰面上行走如飞。现在长江虽然没结冰，但那些在冰上练出来的技巧——悄无声息、协同一致——用在划船上，也一样可怕。
　　
　　“沈砚之……”李宝璋咬牙切齿，“好一个沈砚之。他早就知道我会用炮艇，所以先下手为强。”
　　
　　他转身对副官说：“传令，暂停进攻。等步兵到了再说。”
　　
　　副官刚要走，又跑回来：“师长，不好了！我们的步兵在流泗桥西边的山谷里，被沈砚之的骑兵冲散了！带队的赵团长……赵团长被俘了！”
　　
　　李宝璋一屁股坐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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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团长被俘，是沈砚之亲自安排的。
　　
　　他让周大勇带一个骑兵连，穿上从孙传芳部队里缴获的军服，在山谷里设伏。李宝璋的步兵从流泗桥往西走，必须经过那条山谷。骑兵连突然杀出，赵团长还没来得及拔枪，就被按在了地上。
　　
　　赵团长被带到沈砚之面前时，吓得浑身发抖。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没想到沈砚之亲自给他松了绑，还倒了一杯茶。
　　
　　“赵团长，别怕。”沈砚之坐在他对面，“我不杀俘虏。”
　　
　　赵团长哆哆嗦嗦地接过茶：“沈……沈将军，您想怎么样？”
　　
　　“我想请你帮我送一封信给李宝璋。”
　　
　　沈砚之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用火漆封好，递给赵团长：“信里只有一句话：我沈砚之的炮兵阵地，就在石钟山北坡第三个山头。你告诉他，尽管来攻。但我提醒他一句——石钟山的石头是空的，炮一响，山就塌。”
　　
　　赵团长愣住了：“沈将军，您……您把炮兵阵地的位置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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