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4章 如果我还有意识，就不能捐？ (第1/2页)

第三天上午，省级伦理专家顾教授抵达清溪镇中医院。
　　
　　她从事临终关怀和医疗伦理研究多年，抵达后没有先去会议室，而是要求先见陶知。
　　
　　林长生陪同她走进病房。
　　
　　陶知刚完成一次腹水引流，脸色比前一天更加苍白。
　　
　　“这位是顾教授。”
　　
　　“负责参与伦理评估。”
　　
　　陶知点头。
　　
　　“顾教授好。”
　　
　　顾教授坐在距离病床一米的位置，没有翻看病历。
　　
　　“陶先生，我今天来，不是劝你继续活，也不是劝你接受捐献。”
　　
　　“我只想确认，你的选择是不是你自己的。”
　　
　　“是。”
　　
　　“如果没有器官捐献这件事，你还会提出不接受主动终止生命吗？”
　　
　　陶知想了想。
　　
　　“会。”
　　
　　“如果你的儿子反对，你还会这么想吗？”
　　
　　“会。”
　　
　　“如果医院能够保证充分镇痛，你还会这么想吗？”
　　
　　陶知沉默了更久。
　　
　　“可能会犹豫。”
　　
　　顾教授点头。
　　
　　“为什么？”
　　
　　“我怕疼，也怕昏迷。”
　　
　　“但如果不疼，也能保持尊严，你是否愿意自然走到最后？”
　　
　　陶知看向窗外。
　　
　　“我想试试。”
　　
　　顾教授又问：“你是否认为自己给家人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
　　
　　“有一点。”
　　
　　“你的家人是否曾经要求你尽快结束生命？”
　　
　　“没有。”
　　
　　“是否有人以捐献器官能够帮助别人为理由，劝你放弃治疗？”
　　
　　“没有。”
　　
　　顾教授做完记录，才看向陶远和妻子。
　　
　　“你们有没有向他表达过必须捐献的期待？”
　　
　　妻子连忙摇头。
　　
　　“没有。”
　　
　　陶远也说：“我只希望他活着。”
　　
　　顾教授点头。
　　
　　“这很重要。”
　　
　　谈话结束后，她向林长生说明，陶知目前具备清晰、连续和稳定的意思表达能力。
　　
　　但他还需要接受心理状态评估，并且所有关键决定都要经过冷静期。
　　
　　“他现在提出的请求，不能在一次谈话里全部完成。”
　　
　　“为什么？”
　　
　　“因为疼痛、缺氧和临终恐惧会反复波动。”
　　
　　“同一个决定，需要在不同时间点重复确认。”
　　
　　林长生点头。
　　
　　“冷静期多长？”
　　
　　“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天数。”
　　
　　“但至少要等症状控制后，再进行第二次确认。”
　　
　　顾教授看向病房。
　　
　　“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有人替他按下按钮。”
　　
　　“而是有人确保他在不被疼痛逼迫的情况下，仍然有选择的能力。”
　　
　　这句话让林长生沉默了很久。
　　
　　第三次会议随即开始。
　　
　　会议重点不再是安乐死能不能做，而是如何防止患者在绝望中被迫做出极端选择。
　　
　　心理专家首先提出，陶知需要进行连续心理评估。
　　
　　不能把他表达死亡愿望简单归为抑郁，也不能因为他提出捐献就把他定义为高尚。
　　
　　“他可能同时存在疼痛、恐惧、失控感和责任感。”
　　
　　“这些情绪都是真实的。”
　　
　　“治疗目标不是让他必须改变想法，而是让他在情绪稳定时重新表达。”
　　
　　法律顾问补充，患者可以签署器官捐献意愿书，也可以签署临终照护意愿。
　　
　　但任何文件都不能赋予医院主动致死的权限。
　　
　　红十字会协调员则说明，器官捐献必须在患者死亡后依法判定。
　　
　　“不能为了捐献而缩短治疗。”
　　
　　“不能提前指定受者。”
　　
　　“不能以捐献成功与否评价患者的人生价值。”
　　
　　林长生听到这里，抬头补充道：“这一点必须告诉陶知。”
　　
　　“他现在把捐献看成最后能帮助别人的事。”
　　
　　“如果最后医学评估认为器官不能使用，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又一次失败。”
　　
　　顾教授看向他。
　　
　　“所以要把捐献从道德任务还原成个人意愿。”
　　
　　“捐不成，也不代表他没有价值。”
　　
　　会议室内再次安静。
　　
　　赵广平将这句话写进了方案。
　　
　　经过三天连续讨论，医院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临终照护安排。
　　
　　陶知可以在清醒状态下签署器官捐献意愿登记。
　　
　　他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气管插管、胸外按压和长期机械通气。
　　
　　当病情进入不可逆的终末期时，医疗团队将以镇痛、镇静、缓解呼吸困难和陪伴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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