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3章 我想让他继续抢救 (第1/2页)

伦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安排在第二天上午。
　　
　　这一次，省红十字会协调员带来了器官捐献专家，县卫健系统也派出两名法律和医疗质量人员参加。
　　
　　会议桌中央摆着陶知的病历。
　　
　　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捐献登记案例。
　　
　　因为患者提出的请求，已经触及医疗、法律和伦理的多重边界。
　　
　　器官捐献专家首先说明了医学条件。
　　
　　“患者目前有肝脏和肺部受累，肾功能也在下降。”
　　
　　“是否能够捐献，必须等到临床死亡后重新评估。”
　　
　　“生前不能因为捐献意愿而减少治疗，也不能提前确定受者。”
　　
　　这意味着，陶知可以表达愿望，却无法保证最后一定能完成捐献。
　　
　　林长生把这件事告诉陶知时，他只是点了点头。
　　
　　“能不能成功，不由我决定。”
　　
　　“我能决定的是，先把意愿写下来。”
　　
　　“对。”
　　
　　“如果最后一个器官都不能用呢？”
　　
　　“那也不代表你的决定没有意义。”
　　
　　陶知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
　　
　　他让妻子把窗帘拉开。
　　
　　外面的天气已经放晴，院子里的枣树被雨水洗过，枝叶显得格外清楚。
　　
　　“那棵树今年还会结果吗？”
　　
　　妻子坐在床边。
　　
　　“会。”
　　
　　“你怎么知道？”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开始长叶子。”
　　
　　“那就好。”
　　
　　陶远站在另一边，始终没有说话。
　　
　　经过一夜，他似乎接受了父亲会捐献器官，却仍然无法接受父亲想要清醒离开的请求。
　　
　　林长生看出来了。
　　
　　“陶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说。”
　　
　　陶远看向父亲。
　　
　　“我想让他继续抢救。”
　　
　　“如果他心跳停止，要不要插管，做胸外按压，用呼吸机，你想过吗？”
　　
　　“只要能救，就救。”
　　
　　陶知抬起手，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
　　
　　“儿子。”
　　
　　“你别说话。”
　　
　　陶远的声音很低。
　　
　　“我知道你想少受罪，可我不想这么快失去你。”
　　
　　“我不是现在就要走。”
　　
　　“那你为什么一直安排？”
　　
　　“因为不安排，最后会更乱。”
　　
　　陶远红着眼睛。
　　
　　“我可以照顾你。”
　　
　　“你已经在照顾我。”
　　
　　“那就继续。”
　　
　　“你要上学。”
　　
　　“我可以休学。”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生病，不是你的人生也要停下来。”
　　
　　陶远用力摇头。
　　
　　“你总说这些。”
　　
　　“因为这些是真的。”
　　
　　病房内陷入长久的沉默。
　　
　　林长生没有打断父子俩。
　　
　　临终决定从来不是患者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家属一个人的事。
　　
　　它发生在两者之间，常常伴随着无法调和的爱和恐惧。
　　
　　上午十点，第二次会议开始。
　　
　　这次重点讨论的是，医院如何在患者拒绝主动终止生命后，保证他不被疼痛逼到绝望。
　　
　　护理部提出了连续镇痛和呼吸困难处理方案。
　　
　　内科医生负责调整药物，护理团队二十四小时记录疼痛、意识、呼吸和血氧变化。
　　
　　中医科可以在患者清醒、同意并且病情允许时，进行针灸和温和调理。
　　
　　林长生补充了一条。
　　
　　“所有治疗都要标明目的。”
　　
　　“缓解疼痛就是缓解疼痛。”
　　
　　“改善呼吸就是改善呼吸。”
　　
　　“不能对患者暗示某种治疗会加速或延缓死亡。”
　　
　　法律顾问点头。
　　
　　“这点非常重要。”
　　
　　“如果治疗的直接目的在于减轻痛苦，即使存在潜在风险，也与主动致死不同。”
　　
　　县卫健系统代表问：“患者如果要求停止抢救，医院能否执行？”
　　
　　“需要结合具体抢救措施讨论。”
　　
　　法律顾问回答。
　　
　　“不能把所有治疗一概归为无意义，也不能在患者已经无法表达时，完全忽视此前的明确意愿。”
　　
　　赵广平问：“所以需要提前完成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是。”
　　
　　“患者要明确哪些措施愿意接受，哪些措施不愿意接受。”
　　
　　林长生看着桌上的病历。
　　
　　这件事比签一张捐献书复杂得多。
　　
　　陶知真正想要的，不是简单地放弃治疗。
　　
　　他想在还能表达时接受必要的救治，想在不可逆转时避免无意义的痛苦抢救，想把最后一点清醒留给家人。
　　
　　这不是一句“救”或者“不救”能概括的。
　　
　　第二次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
　　
　　最终形成了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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