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章 公开性与沉默 (第1/2页)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风向变了。
　　
　　变化的第一个信号来自报纸。
　　
　　以前地方报纸上关于刑事案件的报道极少，偶尔出现一条，也是简短的、含糊的，措辞永远是“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或者“犯罪分子已被绳之以法”。
　　
　　但从1985年夏天开始，一些过去不会见报的东西开始露出来了。莫斯科的《消息报》和《文学报》上，出现了关于犯罪、腐败、官僚主义的深度报道。记者们开始写一些以前不敢写的题目，编辑们开始发一些以前不敢发的稿子。
　　
　　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内部传达了上级的几份文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改进工作作风”，“清理积压案件”。
　　
　　科斯季耶夫注意到，这些文件里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比以前高了很多：“透明度”。文件说要提高办案的透明度，要接受群众监督，要敢于揭露问题。
　　
　　科斯季耶夫拿着文件去找了副检察长。
　　
　　“森林地带案件，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往上推一推？”他问。
　　
　　副检察长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一支钢笔。他想了想，说：“你写份报告，我帮你递上去。”
　　
　　科斯季耶夫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报告。他把专案组成立以来的工作做了总结：梳理了多少失踪人口档案，排查了多少名前科人员，布控了多少个火车站，发现了多少具尸体。
　　
　　他在报告的最后一段写道：该系列案件自1978年首起发生至今，已逾七年，受害者人数持续增加，凶手仍在活动。现有侦查力量不足以应对，建议上级重新评估案件级别。
　　
　　报告递上去之后，等了一个月。
　　
　　回音来了，但跟科斯季耶夫期望的不太一样。州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把他叫去谈了一次话。副检察长的态度很客气，先说上级对专案组的工作是肯定的，同志们辛苦了。然后话锋一转，说目前州里财政紧张，各个部门都在压缩开支，专案组的预算暂时没办法增加。
　　
　　至于案件级别，副检察长说，这个要慎重，因为一旦正式提升级别，就要向莫斯科报备，莫斯科那边可能会派人来，到时候很多事情就不是州里能决定的了。
　　
　　科斯季耶夫听懂了。
　　
　　“公开性”是针对那些可以公开的问题。一个连环杀手在罗斯托夫州杀了七年、杀了三十多个人还没抓到，这不是可以公开的问题。
　　
　　从副检察长办公室出来，科斯季耶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把那份报告的底稿塞进了抽屉。
　　
　　1985年7月31日，莫斯科州，多莫杰多沃机场附近。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纳塔利娅·波赫利斯托娃，从机场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被两个采蘑菇的人发现。她躺在灌木丛后面，身上的衣服被撕开，尸体上有三十八处刀伤。她的眼睛被什么东西反复戳刺过。
　　
　　波赫利斯托娃有智力障碍，在一所特殊学校读过书，后来在机场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做清洁工。她性格温和，不太会跟人吵架。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晚上，她从家里出来之后就再没有回去。
　　
　　莫斯科州的侦查员赶到了现场，做了现场勘查，拍了照片，提取了物证。法医在报告里写下了死亡原因和伤口特征。案卷被归入莫斯科州的未破案卷。
　　
　　莫斯科那边没有人把这个案子跟罗斯托夫的森林地带案件联系起来。距离太远，管辖不同，档案不通。
　　
　　而就在同一天晚上，一个五十四岁的男人，从罗斯托夫的工厂出差到莫斯科，在机场附近的电气火车上跟一个女孩搭上了话。那个男人在莫斯科办完了事，坐火车回了罗斯托夫。他没有在莫斯科多停留，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他在机场附近做了什么。
　　
　　三个星期后，1985年8月27日，罗斯托夫州沙赫特市。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伊琳娜·古利亚耶娃，在市郊的一片树林里被发现。她是流浪者，没有固定住处，经常在火车站和汽车站附近过夜。尸体上有多处刀伤，颈部有扼压痕迹，眼窝附近有明显的刮擦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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