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7章 大论战 (第1/2页)

柏林。一九四零年五月下旬。
　　
　　美国的报纸评论传到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各国文化界顿时炸开了锅。
　　
　　莫斯科的作家协会开了三次座谈会，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印了八十多页。
　　
　　巴黎的《人道报》编辑部收到了一百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工人和教师写的，信里说的话差不多——“美国人有脸说我们？他们自己国内还有几百万人在排队领救济粮。”
　　
　　东京的日共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公开演讲会，一个老作家站在台上讲了四十分钟，讲完之后把讲稿摔在讲台上，说了一句“美国那套东西，就是忽悠人的。”
　　
　　这股风潮自然而然的也传到了柏林。
　　
　　德国作家协会的主席——一个叫埃里希·贝伦特的作家，五十二岁，战前是柏林《前进报》的编辑，革命后一直在做文化工作。
　　
　　他在柏林《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叫《两种世界，两种日子》。
　　
　　文章发表之后，被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报纸转载了二十多次。文章全文如下：
　　
　　“美国的朋友们最近很忙。
　　
　　他们一边在报纸上写社论，一边在广播里发表讲话，说我们德国共产党的退休交接制度是‘权力斗争的新形式’，说我们的青年干部培养计划是‘突击提拔’，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换汤不换药’。
　　
　　他们说得很多。但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民主’两个字。”
　　
　　“他们说，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有选票，有言论自由，有反对党。
　　
　　他们说，我们的制度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说，我们的干部是‘少数人商量好了之后从上往下压下来的命令’。
　　
　　他们说的对不对？对了一半。
　　
　　我们的干部确实不是靠全民投票选出来的。但问题在于——选票能当饭吃吗？
　　
　　反对党能治感冒吗？言论自由能让孩子上学吗？”
　　
　　“我请美国的朋友们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民主’的，那请问——一九三三年你们有多少家银行倒闭了？有多少家工厂关门了？有多少人失业了？
　　
　　你们的选票在哪一天把那些失业的人重新送回了工厂？
　　
　　第二，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自由’的，那请问——你们南方的黑人兄弟，在你们的‘自由’制度下过了多少年摘棉花不给钱的日子？
　　
　　你们的‘自由’是不是只对白皮肤的人管用？
　　
　　第三，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人类之光’，那请问——你们的‘光’照到了纽约的贫民窟里吗？
　　
　　照到了芝加哥的失业工人食堂里吗？
　　
　　照到了那些在救济站门口排队的母亲和孩子身上吗？”
　　
　　“我们德国的制度不完美。我们有官僚主义，有特权思想，有干部老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都承认，但我们承认之后怎么办？
　　
　　我们搞退休交接制度。老同志交班，年轻人接班。交得清清楚楚，接得明明白白。
　　
　　这不是‘权力斗争’。这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而你们的制度解决了什么问题？
　　
　　一九三三年之前，你们用选票把胡佛选上去了，然后大萧条来了。
　　
　　一九三三年之后，你们用选票把罗斯福选上去了，然后新政来了。
　　
　　新政救了资本主义，但没救你们的人民。
　　
　　你们的人还在排队领救济粮。
　　
　　你们的选票换了一个人，但没有换一个制度。
　　
　　所以你们的问题还在。”
　　
　　“我们的制度不一样。
　　
　　我们的制度是革命换来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三百零四高地上，我们拿枪换了一个制度。
　　
　　换了制度之后，我们把工厂从资本家手里拿过来，交给工人。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拿过来，交给农民。
　　
　　把银行从私人手里拿过来，交给国家。
　　
　　这些东西换了之后，才有后来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退休金、八小时工作制。
　　
　　这些东西不是选票变出来的。
　　
　　这些东西是制度变出来的。制度对了，东西就有了。
　　
　　制度不对，选票再多也没用。”
　　
　　“你们说我们的干部不是选出来的。
　　
　　对。
　　
　　我们的干部不是选出来的。
　　
　　但我们的干部是干出来的。
　　
　　里希姆·鲍尔，二十八岁，柏林工业大学毕业，在计划处干了三年科员、两年副科长、一年科长。他经手过一百四十七份生产计划，处理过六十三起物资调配纠纷，下过一百二十多次工厂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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