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6章 德国的薪资调整计划 (第1/2页)

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三层的经济政策会议室里，一扇朝南的窗户敞开着。
　　
　　八月的风从施普雷河的方向吹过来，把窗帘的边缘微微掀起。长条桌的桌面铺着几份不同时期的文件，纸张的厚度和颜色各不相同，从一九一九年那些边缘已经发黄卷曲的旧册页，到一九三七年刚印好的、纸面依然挺括的新文本，像一层一层叠起来的时间剖面。
　　
　　韦格纳坐在长桌靠近窗户的一端。
　　
　　他今天没有穿外套，只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衬衫，袖子卷到了前臂的中段，露出小臂，他面前摊开着一份标题为《国民收入分配与基础薪资调整纲要（一九三七年修订版）》的文件，封面上盖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圆形印章。
　　
　　他正在翻看附录中的历年数据对比表，速度不快，偶尔停下来用铅笔在某个数字旁边做一个标记。
　　
　　坐在他对面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弗里茨·施图德，一个头发灰白、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经济专家，今年五十九岁，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参与薪资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德国每一轮收入分配调整的文件草稿上几乎都有他的签名。
　　
　　"第三轮调整完成之后，"
　　
　　施图德说，
　　
　　"一九三六年全国产业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已经超过了一九二八年的峰值，高出大约百分之十二。
　　
　　农民的收入增幅更大一些，因为土地改革之后成本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这十二年的数据连起来看，人均实际收入的年增长率平均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之间，这个速度在我们的预估范围内，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
　　
　　韦格纳翻到文件中那张年际对比曲线图，目光沿着那条缓慢上升的折线走了一遍。
　　
　　线条的斜率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间最陡，之后逐渐趋缓，但始终没有出现过下降或者停滞的段落。
　　
　　"一九二三年那一次，"
　　
　　他说，
　　
　　"当时同志们开会是怎么确定的幅度？"
　　
　　施图德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那时候的调整幅度比较大，主要是因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基础水平定得太低。
　　
　　当时我们刚刚接手国家经济，大部分工业基础设施还在恢复期，许多工厂只有三分之一的车间在运转。
　　
　　一九二二年底的初步调查显示，即使在主要工业城市，一个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月收入中有将近六成花在食物上。
　　
　　这个比例意味着没有余力去支付教育、医疗和适当的休闲——连基本的文化消费都谈不上。"
　　
　　"所以我们在一九二三年初启动了一轮较大幅度的调整。"
　　
　　施图德继续说，
　　
　　"基础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五，同时规定各工厂食堂提供补贴性的平价工作餐，把食物支出的比例降下来。
　　
　　那一年增加的财政支出中，有将近七成是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累进所得税来对冲的。
　　
　　效果比预想的好——一年之后，工人的实际购买力上升，市场需求开始拉动第二产业扩张，产生了正循环。"
　　
　　施图德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份一九二四年的旧文件，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印着一张简洁的表格，列出了各主要行业的薪资区间和对应的消费指数。
　　
　　他把这份旧文件跟面前新修订的版本并排放在桌面上。
　　
　　"从一九二四年开始，调整的频率从每年改为每两年一次。
　　
　　我们的理由是：
　　
　　在快速恢复的阶段过后，薪资调整的节奏需要从'追赶'转向'校准'。
　　
　　当时的政策文件里写得很清楚，我们追求的不仅是让工人吃饱，更是让他们从'为生计而劳动'过渡到'为生活而劳动'的状态。"
　　
　　韦格纳把那份旧文件拿起来看了几秒，然后放回桌面上。
　　
　　他的目光从那些泛黄的纸页上移开，落在窗外那片被阳光照亮的街道上。
　　
　　有人正沿着人行道推着一辆装满了新鲜蔬菜的手推车走过，推车的人和一个正在挑选青菜的妇女在说着什么，两个人都面带笑意，交谈的间隙里能听到偶尔的笑声。
　　
　　"那现在呢，"
　　
　　韦格纳说，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现在我们在往哪个方向走？"
　　
　　施图德把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拿起那本年度的修订稿翻到了最后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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