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56章 铁盒里的春天 (第2/2页)

上了岸，阿德领着他钻进镇子后面的一片竹林。竹林深处有间看林人的小屋，阿德推开门，里头没人，但灶膛里还有余火，锅里剩了半锅冷饭。
　　
　　“这屋子是我叔的，他冬天才来住。你今晚在这儿歇着，明天我领你去乌来。”阿德从篓子里掏出半包咸鱼和一把干辣椒搁在灶台上，“吃的就这些。明天天亮我来接你。”
　　
　　阿德走了之后，林默涵在灶膛里添了把柴，把冷饭热了热，就着咸鱼吃了。吃完他靠着墙坐下来，从怀里摸出那个铁皮盒，把里面的东西又清点了一遍——钱、身份证、通行证、钥匙、银镯子。他把银镯子戴到手腕上，推了推，还是卡在骨节上进不去。
　　
　　他从灶膛里抽了根带炭火的柴枝，在地上画了个燕子。画完了觉得不像，又画了一只。画到第三只的时候，他忽然想起苏曼卿在台北车站倒地之前喊的那句话——“告诉大陆，台湾的春天也会开花。”
　　
　　他没见过苏曼卿的丈夫。只知道姓陈，基隆码头被打死的，连张照片都没留下。苏曼卿在咖啡店柜台后面挂了个小相框，里头装的不是照片，是片压干的梧桐叶。有一回林默涵问她为什么不挂丈夫的照片，她说“挂照片太扎眼了，特务会问东问西。挂片叶子，谁也不会多看一眼”。但林默涵知道那片叶子是她丈夫从基隆港码头边上捡的，捡的时候说“等台湾解放了，咱把这片叶子带回去种在老家院子里”。
　　
　　苏曼卿把这句话记了六年。
　　
　　林默涵把地上的燕子用脚抹了，从怀里掏出那张十块钱钞票，在钞票背面“铁盒”两个字旁边补了一行小字——“春天开花”。他把钞票折好收起来，靠着墙闭了眼。
　　
　　第二天一早阿德准时来了。这回他带了个人——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胖胖的，穿一件蓝布大褂，头上包着花毛巾，一看就是山里的农户。
　　
　　“这是我婶。”阿德说，“她在乌来街上开了间杂货铺，有路子弄通行证。”
　　
　　胖婶上下打量了林默涵一眼，从兜里掏出张盖了章的纸：“乌来乡公所的通行证。名字写的是‘陈阿水’，身份是‘山货商贩’。你跟着我走，别说话，有人问你就说是我远房侄子，来帮我收山货的。”
　　
　　“多少钱？”
　　
　　“阿德他叔当年帮过我男人。不谈钱。”胖婶把通行证拍在他手里，“走吧。乌来街上今天有集市，人多眼杂，你混在人群里跟我走。”
　　
　　从竹林到乌来走了两个钟头。到了乌来街上果然热闹，两边摆满了山货摊子，卖香菇的、卖竹笋的、卖草药和兽皮的，吆喝声混成一片。胖婶领着林默涵在人群里穿行，时不时跟熟人打个招呼，嗓门大得很：“哎老李，你上回欠我两斤干笋什么时候还？”“张婶子，你家那小子考上学了没有？”没人注意到她身后跟了个生面孔。
　　
　　走到街尾，胖婶把他领进一间杂货铺的后院。院子里堆着竹筐和麻袋，一个戴草帽的老头正蹲在地上捆竹筐。胖婶喊了声“爹”，老头抬起头来，看了林默涵一眼。
　　
　　“这就是阿德说的那个人？”
　　
　　“嗯。”
　　
　　老头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乌来到台中，山路三天。但你走不了三天——昨天台中那边传消息过来，说台中市区也加了检查站。你到了台中不能进城，得绕到山里去。”
　　
　　“绕哪里？”
　　
　　“东势。东势再往南就是台中山区，山里有我老朋友，能接应你。”老头从屋里拿了张旧地图出来，摊在桌上，拿铅笔在上面划了几道线，“这条线走的人少，但路不好走。你脚程怎么样？”
　　
　　“能走。”
　　
　　“那行。明天一早我让阿德送你到东势。到了东势你找一间叫‘青松茶庄’的铺子，跟老板说‘我要买冻顶乌龙’，他就知道了。”
　　
　　林默涵把地图上的路线记在脑子里，然后把地图递还给老头。老头没接：“你留着。看完了烧掉。”
　　
　　晚上林默涵在胖婶杂货铺后头的小屋里歇了一宿。他把铁皮盒里的东西又清点了一遍，这回他把那张军列调度表拿出来，对着油灯把上面的数字默背了三遍。背完了把表放回去，又从贴身衬衣口袋里掏出另一样东西——一张磨损得厉害的照片。照片上是林晓棠，三岁时候拍的，扎两个小辫，手里攥着半个馒头，笑得露出豁了牙的牙床。
　　
　　他把照片翻到背面。背面有陈明月绣的一只燕子，线头已经磨毛了，翅膀缺了一块。他把照片和那张十块钱钞票叠在一起，揣回衬衣口袋最里头。
　　
　　第二天一早，阿德送他到东势。到了东势镇口，阿德停下脚步：“我就送到这儿。青松茶庄在街尾，门口有棵大榕树，错不了。你自己进去，我回去了。”
　　
　　“阿德。”林默涵叫住他，“你婶的通行证钱——”
　　
　　“说了不谈钱。”阿德摆摆手，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你那个银镯子，藏好。山里人戴银镯子不稀奇，但你那个看着不像本地银楼的活儿。别让人看见。”
　　
　　林默涵把袖口往下扯了扯，盖住手腕上的镯子，往街尾走去。
　　
　　青松茶庄的招牌不大，木头的，字是手刻的，漆都掉了。门口果然有棵大榕树，气根垂到地上，缠着半截石凳子。林默涵推门进去，柜台后面坐了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圆脸，秃顶，正拿把小秤称茶叶。
　　
　　“老板，我要买冻顶乌龙。”
　　
　　男人抬起头，看了他三秒，把秤搁下来：“要几斤？”
　　
　　“先来半斤尝尝。”
　　
　　男人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把店门板上了。转过头来压低声音问：“你从台北来的？”
　　
　　“嗯。”
　　
　　“苏曼卿出事了？”
　　
　　林默涵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昨天有消息从台北传过来，说‘明星咖啡馆的老板娘没了’。”男人叹了口气，从柜台底下摸出个铁盒子，跟林默涵怀里揣的那个一模一样，“她上个月托人送来的。说‘要是哪天我出事了，把这个交给来接冻顶乌龙的人’。”
　　
　　林默涵接过铁盒打开。里头是一封信、一沓钞票、一枚铜扣子。信很短，苏曼卿的字：
　　
　　“林默涵，你要是看到这封信，说明我交代的事没办完。盒子里的铜扣是我丈夫军装上的，他牺牲那天我从他衣服上揪下来的。你把它带回大陆，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就当给他立了块碑。我丈夫叫陈阿水，基隆人，牺牲的时候二十九岁。他跟了你三年，没给你丢过脸。我也没给你丢脸。”
　　
　　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字，写得更小——“告诉大陆，台湾的春天也会开花。”
　　
　　林默涵把信折好，和铜扣一起揣进怀里。他站在茶庄后院的廊檐底下，听着远处的山风刮过榕树叶子，沙沙地响。
　　
　　“老板。”他转过身来，“半斤冻顶乌龙我带走。另外——去台中的路，还得麻烦你指一下。”
　　
　　（本章完）